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呃,呃,呃

我经过云山小学,学校对面有一间做酥饼的铺子。时间已过了中午,老板拿着火钳从炉子里往外夹着炭渣,女人在铺子里的案板上包着馅儿,小孩坐在外面的塑料凳子上趴在桌上涂涂画画。我向老板要了一袋10个酥饼。

隔壁不远就是兰溪的老街遗址,老街已被修葺过,两旁的商店里摆着兰溪特产,一条大黄狗安静地趴在地上享受着午后的太阳,一个老人在遮阳伞底下摆了摊,卖着布鞋、发夹、别针、苍蝇牌子,他坐在木凳上,听着收音机里传唱至今的戏剧。有谁会来买他摆的这些东西?

这里便是云山小区,古老的兰江镇,兰江边立着一座聚仁塔,塔望着江,江流过塔。那天骑三轮的车夫说,这座塔已经在江边立了500年。

我在小区里漫无目的地顺着高低回旋的石板路往前走。这里安静地只有鸟鸣声和附近传来的拍球声。眼前出现了一堵围墙,之前那个岔口选择的路终于走到了尽头。旁边是一幢居民楼,一棵老树安静地生长在小小的天井里。我重新回到了岔口,从另一条路走了下去。

聚仁塔下聚仁路,买衣服的、开减肥店的、修车补胎的、医院台球房都聚在这条路上,接着便是一个肥胖的姑娘、画着眼影的姑娘、穿着黑色网格衣服的姑娘,她朝我伸着手,呃、呃、呃地招呼着我。胖姑娘旁边坐着一个瘦姑娘、画着眼影的姑娘、穿着黑色网格衣服的姑娘,她也朝我伸着手,说,帅哥,进来爽爽嘛。

这段路朝北,午后的阳光照不到街角,阵阵清风里只有那个胖姑娘嘴里发出呃、呃、呃的声响。

我突然想起了《千与千寻》里那个蒙面人,他从兜里掏出食物、掏出金子,对着千寻呃、呃、呃地招呼。他什么也不说,只是会手捧掏不完的诱惑,呃、呃、呃。

我往旁边一闪身,从店门前让开。她太胖了啊,有谁会被她诱惑呢。我拎着一袋酥饼往前走,听见背后呃、呃、呃的声音还在执着地向我招手。

2009年5月4日星期一

难忍!难忍!

2009年5月2日晚6:55,金华数字影城,《南京!南京!》

隔着我一排的前面坐着一个光头胖子。他捧着一桶爆米花,他一抓一把,一塞一嘴,“咔哧咔哧”,南京!南京!

终于他的手机如期响了。
“喂,我在看电影啊!电影院看电影!南京,南京。好好,我马上就过来了。看完我就过来了。”电影里的人声之外,突然蹿入了一个堆满了油脂的声音,这个巨大的声音像只肥厚的爬虫扑腾着翅膀,飞到银幕上,赤裸裸地趴在了画面上。

你妈逼早就可以过去了!我用力转着手里的矿泉水瓶,内心由“国民劣根性”、“中国人素质”、“公共意识”这些词所累积起来的历史愤懑和电影内容所诱发的憋屈,在那个时候啃啮着我的心,里面翻腾着的脏话几欲出口。瓶子被捏得嘎啦作响,还是没有飞出去。

然后手机响了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他那油腻无比的声音都把电影的音响赶到角落,只剩下它在影院上空回转盘旋。

电影里的日本慰安妇问角川:“你结束了吗?”
“哈哈,结束了吗?”他大笑起来,接着朝嘴里扔了两口爆米花,咔哧咔哧嘟囔着咀嚼的嘴重复道,“结束了吗。”

电影里日本兵指着床上的小江问角川:“你结束了吗?”
“哈哈,结束了吗?”他又由衷地笑起来,然后抓起一把爆米花塞到嘴里,咔哧咔哧,回味无穷。

日军把范伟饰演的唐先生绑在木桩上。几声枪响,绳子几处崩断,沉重的尸体像一捆麻袋从木桩上挂下来,半悬在空中。
“哈哈。”他的笑声就像是那几记枪声的帮凶,跳进电影里合伙将唐先生耷拉着的尸体从木桩上撕扯下来。他手中安静了半天的爆米花又在他嘴里发出清脆的响声。

电影结束,他和身旁一个女的一同站了起来,他那油锃发亮的脑袋来回晃动,脖子上粗大的项链在灯光下炫耀着自己的金色。他一手搂着女人的腰,一手举起纸桶,往嘴里倒入没能在电影里吃掉的爆米花。

I met her

I met a business man who traded everything for money
I met a woman who squatted on the ground looking for precious in the garbage
I met an old man who sweeped bits and pieces together and stood in the sun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I met a young man who was being a clerk in the day and held his childhood dream of being a barber in the night
I met a worker who lived by the furnace, breathed the dust and took a cigarette when he got peace with the machines
I met a wife who consoled another wife who was tortured between two men
I met a salesman who had many wives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line
I met a truck driver who drove 1,500 kilometers with a cargo of 40 ton and a tired wife sitting by his side
I met a young man with a crippled hand who complained about nothing and worked for none
I met a young woman with a lame leg who worked only in the night and was happy with life

and there I met her
she smiled
one of her teeth was growing inwardly
but I think it is sweet
she touched me
but time is up

2009年4月14日星期二

为他人做嫁衣裳

我站着默默地望着那潭水,望了整整一天。我对着水面哈了一口气,不泛起一丝波纹。我捡起一块石子丢进潭里,不泛起一丝波纹。我看看水潭四周,不长一棵青草。

我坐着默默地望着那潭水,望了整整一个月。我把手指伸进水里,水面微微震颤。我张开手掌划水,一个气泡害羞地从水底涌出。我看看水潭四周,没有青草,只有我深深的脚印。

我对着那潭水喊,喊了整整一年。水面吹来一阵风,扬起了圈圈波纹,风对着我发出呼呼的声音。但水面却安静得没有回声,安静得只有我的倒影。我看看水潭四周,土里已长出了青草,青草已将我的印迹掩埋。

我默默地走开了。我的嗓子喊哑了,我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后来,我看见一个人走到那潭水跟前,双手合拢在嘴边,朝着水面喊道:我爱你!

水面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水面沸腾了。泥土四溅,潭里的水冲破围岸,汹涌而出,流过青草地,扑向那个人的怀抱,肆意地淋了他一身的湿。

我看着那汪洋的菏泽,决口的堤岸,看得我真是口干舌燥啊。

2009年4月8日星期三

development on Leonard Cohen's Marita

Marita
please find me

My kneecaps ache
I can't play in the yard any more

My lips hardened
no one's caressed them

My skin goes loose
it has been burning for so long

My heart slides into silence
so many words have lost their meanings

My mind creaks in the evening
like a baby wakes up with a start

Marita
please find me
I'm almost 30

2009年4月4日星期六

老虞

我躺在车里
座椅随着颠簸的路面跳跃

我想睡觉
我好困乏
我默念着:老虞老虞老虞

金灿灿的油菜花
如果梵高画的不是向日葵
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黄

我闭着眼睛
我睡不着觉
我默念着:老虞老虞老虞

金灿灿的油菜花
从北仑开到了连云港
褐色的泥土上跑着白羊:一只,两只,三只,
四只,五只,老虞

我躺在阳光里
我闻着花香
我默念着:老虞老虞老虞

姐姐,白天我不数绵羊
我只数你

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

12. Machobane的规模农业学院

人们都围到了我身边,整个村子都在议论Machobane。终于是时候建一个我的学校了。我是在1957年开始筹建学院的,钱都来自我出书的版税和卖牛的所得。

卓别林给了我一些好建议。他说,必须要确保一点,你的哲学不能是冒进。一定要循序渐进。他说,如果你用劲太狠的话,就会过于张扬。其他人就会过来排挤你,制造事端。如果真有这样的麻烦,你不要针锋相对。坐下来,和和气气地谈。那样的话,人们就会给予你更多的权力。
Mantas’s Tlala学院的校训是:先育人,人后育地。在驻派专员的鼓励下,我招收了第一批12名学员。专员先生将他们称之为我的12个门徒。他希望我能在划地之外的区域做我的农业试验,看看是否有效。我开始教学员们如何轮种、间种作物。我教导他们种第一拨作物时,应该种上果苗,例如桃子、苹果和葡萄。在果苗旁边也应种上其他树苗,为的是保护土壤,但要保证给果苗留出足够生长的空间。

接着我开始造房子。我造学院的主楼时,来了一个南斯拉夫的志愿者。那个人好像是叫克拉维尼斯基(Kraviniski)来着。他那会儿穿着一条皮背心和一件短裤。之后我又开始造办公的教室。Maqutu现在是一名法官,他当时也在帮我的志愿者之列。志愿者里还有一个人,现在在津巴布韦做法官,当时过来帮我造了后面的一幢房子。那12个学员中有一个人的儿子是建筑师,叫Mokuoane,也过来帮我忙。

造招待所的时候,我的祖母来了,他是我Machobane祖父最年轻的一个妻子,从比勒陀利亚来。我当时纳闷她怎么知道我在忙着造房子。她选了房子外面的一块基石,说它是神的福祉。
之后我开始造学生宿舍,以及供学生学习打印和管理之用的办公室。我还为那些年幼的孩子开办了一个学校,不过当地人普遍持这样一种想法,小孩子上学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那时候,女学生也开始帮我造房子,为此我特地给她们买来了裤子,因为男孩子一刻不停地往她们裙子下面偷看。其实女孩子的数量比男孩子要多。唯一叫人心痛的是,她们是顶着妓女的恶名被带到我这里的。

我要求酋长允许我在学院下面再造一所学校。我用围栏把地方围起来后,村子有人牵着牛来喂草。我出去赶他们,告诉他们说,这块地是用来为年轻人开创生活的。他们硬是不听。我回到屋里拿出了我的枪。他们丢下牲口,跑得一个不剩,我把牲口给赶了回去。那件事发生之后,他们怒不可遏,威胁要把我杀了。我告诉他们尽管上,结果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我也没有轻易地让他们一走了之。

由于我开了一个杂货店,因此有一个阶段人们谴责我在做买卖。我争辩说,那个店是我用来教学生的。我对他们说,学生不单单需要学习农业知识,任何能让他们糊口的本事,我都要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地种的。

之后不久,我的店就被抢劫了。有人闯进店里,拿走了货物,带到了森林里,其中一些被偷的就是我在森林里找到的。我对酋长说,如果我们去搜那些人把他们逮起来,那就得审理,这样他们就会发现被抓完全是因为我。还是任他们去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来我这里承认所做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决定把店关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利润。人们没钱买东西,都想赊账。办商业货运,也遭遇了同样的下场。所以最后我就把精力全放在农业耕种上面了。


摘自Machobane学院手册,1963:

驴子

1946年,Machobane夫人用她的皇后牌炉子换来了一头驴子,这头驴子真是物超所值,Machobane一家都把它视为家庭的一员。买这头驴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Machobane先生没有马;二,Machobane夫人需要一头家畜来做家务。他们给这头牲畜取了个名字叫Chalback Reg-Op,姓是“挺直”的意思,名的意思则是“勤奋的动物”。

Machobane先生是莱里贝地区第二个骑驴的人。人们看到后都感到十分有趣,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不会骑驴的。因此他们都认为Machobane已经神志不清了,既分不出事物的价值,也丧失了对文明的感知。Machobane先生用这头驴子来运面包、杂货等,从他的商店运到顾客那里;同时,他也用这头驴子来满足乘坐之需。Machobane先生种植花园的时候也用到它。它是头勤奋的驴子。

村子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头驴子。他们喜欢它的性格和嗷嗷的叫声。清晨和午饭两个时间,驴子都会嗷嗷地叫唤,活力四射。Machobane一家给这头驴喂得好,并且训练它不去吃他们种的庄稼。

Machobane实验他们的Mantsa-Tlala农耕系统时,Chalback Reg-Op是他们能够初尝胜果的利器。每个寡妇都有一头驴子:Machobane一家为Chalback Reg-Op做了一架单把的耕犁,让它拉着在间种作物之间狭窄的空间里耕地,此时此刻Machobane夫人会把着犁车,而她的小儿子乔治则会牵着驴子在前面走。

寡妇们有了主意,她们也仿照Machobane的方法来种粮。由此在创建Mantsa-Tlala学院的想法问世前,就诞生了Mantsa-Tlala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Chalback Reg-Op。

在极端贫穷的年代,Chalback Reg-Op是Machobane一家仅有的一犁耕牛、一匹骑马、Machobane夫人的家务帮手、全家的负重牲口,而且Chalback Reg-Op耕种出来的作物还为Machobane一家带来了收入,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仅有的一头奶牛,从而得以维持生计。

Chalback老了,Machobane先生和夫人争论要不要把它卖了。最终他俩认为如果把Chalback卖了,任由它被屠宰,那么Chalback会将他俩看成是忘恩负义之人。因此看到Chalback老有所终,是Machobane先生和夫人心头的一桩大事。

Chalback变老之后,就再也记不得那些规矩了,无所顾忌地吃起了种在地里的庄稼。它变得很虚弱,吃玉米都消化不了。1961年,Machobane一家就不再用它来干农活了。1962年,它成了很多人同情、可怜的对象。

孩子们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Chalback怎么样了,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晚上,他们要做的第一件家务就是看看Chalback在哪儿。所有的学生都很同情它。如果见不到驴子,他们就会觉得很孤单。

它变得越来越虚弱,一坐下就站不起来,必须得有人帮它一把。乔治和其他学生自愿每隔4个小时就去叫醒它,喂它吃东西和水。

终于它再也叫不出声了。乔治晚上的时候出去看它。它还是默不作声,死的时候都没有挣扎一下,正午死的——享年24岁。

11.说服政府

有一天我正忙着修一个水坝,来了一个老人,80岁左右,骑着一匹马。我记得他的名字,叫Mkokoto。我问他怎么做才能让农业部的人接受我的耕种方案,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准备教人们如何间种作物。老人指了指地上一种叫intutwana的爬虫说,你看见这些虫子没有?如果它们叫唤或是朝着你嘶鸣,你就会伸脚踩死它们。比作那些当官的或是政府,你就是像是这些小虫。你是第一个做这类事情的人。不要到地区长官那里,他会把你碾个稀巴烂的。他管得太近了,而且你会把他的妒忌心给钓出来。但是如果你是去巴苏陀兰 的最高行政官那儿,他会叫人来听这只小虫的唱。

于是我在家打理了一下去见当时的驻派专员,卓别林先生。星期天我到了马塞卢 。第二天早上我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那是个石头建成的房子——现在还在,每次我去马塞卢都会去看一眼。为了见到他,我等了4天。那里的人问我,你想做什么?我说,我想见驻派专员。他们瞅了瞅我的脚,我的鞋子用线缝着,裤子上都是补丁。他们说,这个啊,你可以把你要跟专员先生说的话告诉我们。我说,不成,我想亲口告诉他。

第5天,驻派专员说,那人在这儿做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朝我的窗户望。旁边的人说,哦,那个人啊,他想见你。于是他说,尽管把他带进来。有人推着我进了门,说,他就是Machobane。专员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幸会,Machobane先生。我说,幸会,长官。我们握了握手,他给了我一把椅子坐。

他听了我提供的方案后说,但我不是管农业的长官啊。于是他打电话给了一个叫Bowmaker的人,在电话里说了好一会儿,他才把我引荐到了那位先生的办公室,他是农业部的头头。Bowmaker先生想知道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我把我的耕种系统说给了他听。他对我并不待见,反而转过来问我是在哪儿学的农业知识。我告诉他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我学的知识来自于土壤,他听了立刻有些坐不住了。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一个叫Tumahole酋长的人?我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但从来没见过。人们都知道此人是个成功的农民,一年能种100袋玉米。我跟Bowmaker说,我对一袋接着一袋种玉米不敢兴趣,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让人们能够吃上自己种的粮食。我告诉他我管玉米叫做mohlants’a,然后接着解释说,我把玉米看作是一种能让人脑子坏掉的东西。他说我简直满口混话,并说我是个厚脸皮的小年轻。于是他把我赶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了驻派专员那里。我告诉他我受到的待遇,他打电话给了Bowmaker。随后建议我回家。他说,我会来你家。但是首先你要到莱里贝(Leribe)的地方委员(District Commissioner)那里,告诉他我要他去一趟你那个地方,亲眼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下礼拜去他办公室的时候,就可以和他一同来看你了。

我把驻派专员的话传达给了地方委员,他不相信我说的,但还是说会过来一趟。来到我那里的时候,他站在远处,不敢相信从他眼前冒出来的小麦和蔬菜。

之前我就给当地的酋长,Letsie Qabeng Mots’oene写了封信,请他来出席会议,但是他派人来给我捎了口信,问我是哪号人物给他下指令?我跟信使说,你要告诉酋长我叫Machobane,是莱索托的农业技术主任。结果酋长听了肺都气炸了。

专员先生还没到,我就在地方委员的办公室等他了。我乘在专员先生的车里,在5英里长的路上驶着,车子开过我和我的牛造出来的石头桥,穿过流往Levi’s Nek的河,经过复临安息日会传教站,一直开到了那条柏油路。路上他给我喝白兰地,但是我解释说我不沾酒精,于是他给我饮料喝。

最后终于到了我种的地里,专员先生感叹说他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观。那时已经有土豆从一片野草丛里长了出来。他接着问我,下一步会是什么?我说,人们正准备除杂草,好让下一拨作物有呼吸的空气,我想要你在除草之前再来一趟。

之后不久,驻派专员就派了一支农业小组过来。一共14个人,4个莱索托人,10个从伦敦来的专家。我们是在离我地不远的一棵树下见的面。我跟他们解释说,坏的农耕系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恶果,让她吃尽了苦难,因此我要另找一种弥补它的方案。Bowmaker先生,就是那位农业部主任,听后显得很不自然,他议论说,首先佃农制在这个国家永远都不可能成功,其次,他又说,你用牛和驴子耕种的方法放到哪一个国家都没有成功过,再次,你的方案会导致土壤腐蚀。
于是我说,只有这个方案才能让我们活下来。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方法不管用,因为那就像是给地里的虫子安上了工具,但要是虫子能够用自己的工具,那就能发挥它们的作用。回应他们的土壤腐蚀之说,我解释道,起因恰恰是他们使用拖拉机的耕作法,大块的土壤被翻了起来,雨水一来就冲走。我还解释了筑等高堤是如何引发洪水并导致水沟形成的。

另一个人,范恩博士问了我各种问题。他想知道我是在哪儿受的教育。我看了看他,说,你为什么要说教育?你是不是认为我能种出你眼前看到的这些玉米和大豆,凭的是运气?科学的来说,你自己受的教育又是在哪儿?范恩说,我在南非金山大学毕的业,我在那里拿的硕士,然后又去伦敦念了博士。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上的是那所学校。我跟他说,你做的研究是在瓶瓶罐罐里,实验室里,你们把大豆放到里面,观察它们的生长。我的大豆直接放在这地里,所以我知道怎么种,知道它们怎么发芽,知道它们从土壤里长出来经过的各个阶段。这里,这片土地就是我受教育的地方。

我的这番解释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他们开始拍照,互相嘀咕Machobane长、Machobane短的。第二天他们告诉我Bowmaker先生病了,得了中风。他们把他送到了布隆方丹 (Bloemfontein),康复之后他又一次患了严重的中风,死了。

那个马背上的老人把我比作地里的一只虫子,他是对的,因为这只虫子鸣叫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为之颤动。那些权高位重的人听了更是震惊,他们看到一个无名无势的人竟做出了这样一番成就。

10.教书的憧憬

经过十二年的实地研究,我做好了教书的准备。我开了个会把这想法告诉了每一个人。我请来了大酋长Letsie Mots’oene。Masupha酋长来自他自己的部族。我请来了附近村子所有的酋长,教堂的牧师也来了,其中就有来自复临安息日会(Adventist Church)的巴克利(Barclay)牧师。虽然莱索托福音教会的牧师没有来,但是他们的福音传教士来了。天主教会也派了人来,但是我忘了他的名字。

巴克利牧师指挥我们唱了《Nkosi Sikelel’iAfrika》。我请求他给我们做一个祷告,于是他做了祷告。我对他们说,人类总是挨饿,我们需要团结。我时刻都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允许我教这里的人,我愿意做你们的奴仆。除了想得到你们教书的准许,我别无它求。

为我圈划过土地的本村酋长Ledilingoane做了个演讲。他说,先生们女士们,我非常高兴你们都在这儿。该由我来向你们介绍这个人了。根据他的请求我给他划了块地,让他来开垦也是为了我们的福祗。他不会用棍子指挥你们,他用的是粮食。他还是个年轻的娃娃,但是O na le supha-nachural phawa(他有超自然的神力)。能理解他的人不多,但不管怎样,尽管放手让他做。我们可不能要求他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说话。

人们问,他说的“O na le supha-nachural phawa”是什么意思?巴克利牧师说,那个意思是说他有一个神圣的灵魂。他接着解释刚才跟他们对话的不是我的凡胎肉身,而是上天注入我体内的神力。这番解释在底下传了开去,整个人群都在窃窃私语。

该轮到我说话了,我说,我为我的人民哭泣,他们要吃饭。男人们因为饥饿都跑到了南非找工作。这里已经没有男人了――我看见这个地方都是女人,因为她们的丈夫都去了约翰内斯堡讨生活。我又说,这里的女人都只身独居,她们被称作妓女。我可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地球上没有妓女,只有饥饿。

我说,凡是人们能干的活,我就要在这儿开办这些工作的技能培训。只要你是个大活人,无论你是失明还是身有残疾,哪怕是年迈的老人都没关系。我不会介绍任何国外的东西。我要培训的不仅仅是农业方面的,还有机动运输工具的使用,包括如何开出租车和公交车。我们要培训怎样用石头和砖块造房子,怎样干木匠活。我们还要教怎样做生意,从最基础的如何做一个蛋糕到如何开一个蛋糕店。我还会开一家商店来进行职业培训,从经营咖啡店到大超市。但你们千万不要为执照或是为这为那让我替你们付钱,我可没有钱。

我不会向你们收学费。我出的书在莫瑞加印刷,所以我有版税。要是缺钱我会把我的牛卖掉。我会对每样东西做调查。尽管我不赞成使用拖拉机,我还是会使用它,因为这样人们才会了解拖拉机是如何并且为什么影响农田收成的。我会找出耕牛、马、驴子这些东西为什么行不通的原因。所有这些都需要我通过调查才能得出证明。

我会叫巫医来,他们必须接受培训。他们必须过来把药材弄清楚,并获得药学的资格证好给人们治病。他们必须成为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会全身心地为这片土地上的教会服务。我现在恳请每个人都尊敬教会、酋长和政府。我来这儿不是来蛊惑你们,让你们抛弃自己的信仰的。我只想我们能够成为一家。

这番演讲之后,我们又唱了一首歌。我说,相信我的话吧,就请相信这么一次,不要因为我个子矮小长相丑陋而怀疑我。他们都笑了。我又接着说,这就是我的天性,像一只鸟,一头野兽,一只昆虫。就是狒狒也有它们的天性。过去我在山里和狒狒住一起,它们就像是另外一个部族的人。我们不能杀它们,我们要让它们活着。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头动物――他们都得活着。

然后有人问,难道你让狮子和胡狼也生活在这儿吗?我说,那当然,只是我们要弄清楚它们攻击我们的原因。我又说,在南非,白人们弄了个叫做博物馆的东西,在那儿他们饲养各种各样的动物,连蛇也在里面。不要杀蛇,把它们引诱开就行了。他们问我怎么个引诱法。我回答说,这很简单,我在南非长大,那里的大蛇会给奶牛挤奶。这些动物跟人不一样,我从来就不相信对待活物的方式是让它们灭绝。

然后我又回到了农业的话题上。划给我的那片地过去是个很大的村庄。我对他们说,在这里人们生活、死去,然后又被埋葬,所以我敬重这块土地。那些把根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先辈。

我告诉他们说,刚来这儿的时候我还睡在那边的山里,山里有个声音对我说我不该为钱劳神分心,因为我本身就值上百万英镑。现在我有勇气说,一个人只有相信自己才真正具备了财富。
我告诉他们每一件事我都会亲自去做。我还会根据他们的需要造房子、建大坝、修路。我对他们说,如果到头来我失败了,我愿意接受审判甚至砍头。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笑了。接着我又说,你们看,今天我叫来了大酋长,各村的酋长,各地的牧师,总之每个人都来了。失败就是失败。如果我有辱自己的使命,死去比失败更让我好受。但是现在我请求上帝保佑我完成这一使命,因为我相信我能做到。

集会解散的时候,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我跟前对我说我应该带上他们的小孩。但是我说,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人们于是开始抱怨道,我们的孩子都是妓女,她们什么活也不干。我说,不要把人叫作妓女,在我的信念中没有妓女这个词。卖淫都是因为饥饿的缘故。她们使用自己的身体,并不等于卖身,只是暂时租了出去。她们不是出卖肉体,而是出租自己的身体然后获得生活的来源。

然后他们说,反正我们要把孩子交给你。结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那个时候我还做了一个梦。梦境里我去了一个叫Ha Khetsi的地方,日落之后就回来了。在步行回家的路上,一个巨大的湖泊出现在我面前。当我逐渐靠近它时,一片芦苇自左而右慢慢伸展开来。一个声音对我说,去,到芦苇丛里。等我走近时,我碰到了Letsie Qabeng酋长。他说,Machobane,即便是我也不被允许走进那里,你是第一个被允许穿过芦苇地的人。他一说完这句话,我的腋窝就被什么东西顶了起来,整个人都飘了起来。在被托举起来的时候,我大叫起来,但那个声音说,安静。我被托着飘到了湖面上,湖里有像是河马一样的巨兽。那个声音说,不要哭,看着它们。那个一直托着我的东西慢慢地把我放了下来。我的双脚一踩到水面,那些动物就消失了。在我触摸水面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如果你看见一只狮子,就走过去,但不要攻击它,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它眼里。它能看透你的心理,因此你必须保持平和。那个一直托着我的东西说,你会碰到各种难题。永远不要退缩,永远不要逃避,你要顺迎这些难题,继续自己的事业。只要你顺应地接受,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

9.在Nqechane做农业调 查

1944年初,我和妻子、孩子离开莫瑞加来到Nqechane。父亲帮了我的忙。我知道他会鼓励我,支持我的决定。他开始着手为我造一间屋子,好让我住下来。

我告诉父亲说,我再也不会给人家当雇工了。他问我打算靠什么生活。我说,种田。于是他给了我一块地。但是我明白在父亲的地里干活迟早会和我大哥闹矛盾。我要求父亲准许我有一块自己的地。他同意了,并把我带到了当地的酋长那里。

我跟酋长说,我正在想办法来填饱人们的肚子,受众是那些没力气干活的人、瞎子、守寡的人、得病的人和残疾人。酋长问道,我们的政府和教会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你凭什么说你有克服饥饿的法子。我说,他们做事情的方法不对,我想自己来干。他问我是否已经有了解救人们的方法。我说,还没有,但是我想先做个调查。

我跟他说,学校里学的课程永远都没法让我们解决生计。他要我给他举个例子。我说,历史课——范•德斯特尔(Van Der Stel)、哥伦布,你靠这个能有饭吃啊。学习欧洲和中国的地理知识也没什么大用。他问道,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呢?我说,那些人是再好不过的奴隶。我告诉他那个时候的信是怎么写的。他们申请职位的时候,会写,尊敬的先生,我祈求您能给我一个空职的岗位。信的最后他们会写,您的顺仆。我说,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这副样子,根本就不能自己解决生计,他受了教育,到头来只是去寻个工作。酋长听了大笑,说,这小孩真有两下子。
酋长问我父亲,你想让我在哪里给你儿子圈块地?我父亲朝远处指了指说,这里这里还有那里。酋长把指令传给了Leketekete,他的守卫,告诉了他土地的大小。酋长跟守卫强调说在他丈量的时候,已经存在的那些路不要去碰。Leketekete照酋长的吩咐行事,用石头做了标记,因为酋长坚持标记的线一定要直。

地差不多快划完的时候,人们围了过来跟酋长说,你为什么把我们村的地给这个小孩?酋长说,我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他的行动会给你们答案的。人们说,但你是负责的啊。他说,我是负责的,你们尽管等,看看他会在这块地上做些什么。

刚开始为了生计,我给不同的人耕地、做佃户(sharecropping)。我有3犁牛,每一犁各有6头。我和我的两个儿子,Lehlohonolo和乔治(George)一起干活, 总共三个人。我常常耕地耕到4点,然后解了犁套,好让两个小孩回家。然后晚上大概10点的时候,我会把牛牵到地里,一直耕到早上4点。当时我耕的地大概有50块。

玉米结Lehoetla的时候,也就是玉米粒新鲜又饱满可以烤的时候,我看到了成堆成堆的玉米秆。人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些地是归他们的,而且既然有这么多的玉米,他们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挨饿。可他们既不帮我耕地,也不帮我播种或是松土。只有在收获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地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向我要一半的收成。可其实一直以来他们就在吃我的玉米。对我来说,那等于已经领走了他们的那一份。另外我还要支付开销。付钱给那些帮我干活的人就差不多花光了我所有的钱。于是我把每一犁的牛减少到两头,这样我就能单干了。佃农制(sharecropping)是没法实行了。我当时很穷,自己的小孩又上不起学。所以过了几年我就不再做佃农了。

这么一来,我就是给自己种地了。我开始在一块地上种玉米和高粱,一畦单独种玉米,一畦单独种高粱。之后我想到了那些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他们只有一小块地,一公顷大小。我想开发一套办法(system)来帮助这些人。

我跟长辈们聊天,问他们莱索托人过去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说,过去我们在一块地上种一季的南瓜、玉米和大豆,这样我们的孩子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的菜。我的父母过去在所有的地里都种上大豆,还到处推广。冬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吃豆子,直到吃完为止,然后再种。我就琢磨,采取轮种的方法,可以让人们一年四季都能从地里吃上新鲜的谷物。

我周围的人只对玉米有兴趣。我过去常把玉米叫做mohlants’a,意思就是一个人一个劲光吃玉米的话,嘴巴就要开裂、见红。这是营养不良的信号,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头部不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玉米称作是一种会让人脑子坏掉的农作物。我告诉人们吃玉米应该搭配大豆、豌豆、南瓜以及各种凡是他们能买得起的蔬菜。

同时我还考虑了拖拉机的使用。当时政府用大型拖拉机开垦荒地。他们会在种植前开荒,但是山坡上的那几片大的荒地,雨水一来就会把土壤冲到水沟里。只有地势平的荒地拖拉机才管用。我说,拖拉机起不了作用,这个国家山势起伏,我必须得另想个法子。那时政府引进了等高堤(contour banks),以此来推广水土保持(soil conservation)的理念。我发现水沟的形成,这些等高堤难逃其责,因为洪水一来就把它们冲毁,然后堆积成了水沟。事实上我当时就推倒了几个这样的堤坝。

农业部的官员开始抱怨起我来。他们派人责问我究竟是在干什么,因为又有一个等高堤被我弄掉了。他们接到举报说这里有个疯子,把政府做的一套东西都给推翻了。他们派来一个人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刚解释,他又问,谁给你权利这么做的?我回答道,如果你们做错了,我就有权利纠正。他说,你是在哪里受的教育?我说,就在这里,这块地上受的教育。他威胁要把我带到法庭上,甚至是杀我。我说,你可以把我带到法庭上,但你不能杀我。

我又继续我的调查。我不想把作物种得太密,因为这样做会产生很多的热量,这些热量会杀死作物,到头来的结果跟旱灾无异。所以我决定给作物拓出些空间,好让它们呼吸。我拿来一把铁锹测量行与行之间的距离。我发现一把铁锹的长度还是太短了,得增加间距,以好容纳各种种类的作物。最后我采用的间距是铁锹的两倍长度。

我还考虑着要把大豆和其它作物种在同一行里。当时我又一次想到了南瓜。我要考虑的是南瓜伸展枝叶时通常所需要的空间。种玉米和大豆也是同样的方法,这样它们就给土壤带来了增益,因为对土壤来说,任何作物都有它自身的肥育价值。

我一直想要种土豆,因为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土豆就已经种在地里了,在没被翻垦过的土地里它们也能长很长时间,能有四、五年之久。过去我们常常会挖土豆烤着吃。我说服自己种土豆不会有问题,于是就动手种了。我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土豆挖出土之后(earth up)所需要的空间。土豆很能吸热,这些热量能在土壤里储存很长时间。我跟它们打交道很长时间了,所以我知道。土豆挖出土后,过7到10天之后再把其它作物种到土壤里。

我不停地尝试各种组合,试了好多年才把调查做完。我明白了何时种什么,这样就不会遗漏一寸可耕种的土地。一月我把土豆挖出土,然后在这个月里种上玉米、高粱和大豆。三、四月的时候就可以收获大豆了。然后我在种大豆的地方种小麦。小麦可以在十一、十二月的时候收割。于此同时我还要考虑在冬季,也就是六、七月 的时候收割玉米,之后再种上南瓜和西瓜。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小麦可以收割了,而土豆则继续长在土里。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种植。这就是最初的“Machobane耕作系统”(Farming System)。

我想找到一种能给作物增肥的东西,那样就不用从外面购买肥料了。我发现自己待的那个地方,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应有尽有啊。那里有许多的土灰,因为过去那里造着房子。那里过去还圈养着牛羊等牲口,这样我就有了牛羊粪。我发现那些土灰和牛羊粪混在一起,效果很好。事实上我还发现,如果这两样东西没了其中的一种,那么剩下的一种也就做不成肥料了。

那里不仅有土灰和遗迹,还有坟墓。这样另一个问题就来了,周围的人会借此要求我搬走。但是我说,我不搬,坟墓里葬着的是我的母亲和姐姐——我不会毁了它们,我会原封不动地让它们留在那里。我解释道,村子里到处都能看见坟墓。如果你们路过一个,请致上你们的敬意,因为那里葬着的可能就是你的父亲或者母亲。酋长同意了我的说法,人们也就不好找我麻烦了。

一天晚上我醒了过来。我来到我的地里,站在那儿。我问自己,我来这里是干嘛来了啊?我辞了工作。我眼前是一个山峦起伏的国家,这里一座,那里还有一座,北边,南边,到处都是山,远处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世界。我不属于哪个专门的政治教会——我过去常说教会是些个政治机构,那是因为它们会以某个特别的理由招募信徒。我到这里是为了一样东西而来的——肚子。我对自己说,肚子不认识什么上帝,因为一个人饿的时候,他会去杀人,他才不会去想上帝造就出来的人应该靠自己的汗水吃饭。我说,我没有钱来教这些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在那一刻,我产生了幻境,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可是值上千、上百万镑的钱啊,不要担心钱,有一天你会有钱的。

那个时候我只用两头牛耕地,它们一个叫Bantam,一个叫Skiman。这两头牛先是耕地,然后拉着犁耙来回松土,接着再种作物。酋长又给我划了一块地,我用我的两头牛,又是挖土豆又是收玉米,这两样是间种的。再是收割大豆。我终于能看到钱了。

我发现用这些牲口来间作,对我来说不怎么费力,但是对一个女的来说却是太累了。于是我改变了主意,将那两头牛只留作重活用。我开始试着用马,但最后还是选择了驴子。我的妻子能架得住一头驴子,而且年龄大的妇女也可以给她搭个手。驴子为我们干这样那样的农活,一直到死。我开始养猪,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吃猪肉、鸡肉和鸭肉。我还试着养兔子。人们喜欢吃兔子肉。但是兔子太需要人工照料了。我后来不养了,因为我发现大多数人应付不来。我还试着养过瑞士山羊。它们产奶很多,但是太能毁东西了。它们能毁树木。跑进屋子里,还把我的家具毁了个精光。

酋长还允许我修路。有时候我修的路不得不穿过一块地,于是就有人说,你是在糟蹋我们的地啊。我说,你们干嘛来耽误我,我造这条路为的是每一个人。他们说,酋长可并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说,那不是我的事情。有时我还不得不拿出我那把老枪来说服他们。但我从来没有开过枪。我知道一旦开枪,他们会围成群来攻击我。

Lehlohonolo Machobane,JJ Machobane的长子:

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觉得父亲是个绅士,极度聪明。身体上,他能够胜任父亲一职。当他耕地或是筑路的时候,我就是那个跑到耕牛前面牵犁的人。我恨死这活儿了。酋长准许父亲从他那里修一条路,但有些地方,路要穿过其他人的地,这有时会招致人们的反对,甚至是对峙。每次应对这样的情况,父亲就会带上一杆大枪,不过他从来也没有开过枪。

由于还小,我们并不知道他在1940和1950年代一直做着这些实验。我们只是知道需要在这块、那块地上垦土。大多数时候他都很穷。我记得他的鞋子是用线缝起来的。1956或是1957年,他的土豆实验终于出了成果,也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头一次穿上了新衣服。



那之后我又做了个梦。那梦发生在我妻子得病后的两个月。这个病实在没法让人说得出口。随后我也得了同样的病。我死的时候正睡在屋子里。是的,我差不多要死了。

傍晚6点钟左右,人们派人通知我父亲说,你儿子死了。我的大哥也来了。差不多午夜的时候,我产生了梦境。梦里一个声音说,你现在还不会死——你死的那一天,你会活着死去。你现在的死并不会把你带到坟墓里。当时我妻子就在我父亲身边,还有我的大哥、酋长和其他人,酋长是得到我的死讯后来的。

等到了早上,我从床上爬了起来。我的妻子还在来回拖着步子,不停地哭。其他人都吓跑了,除了我父亲。

那个声音说,我死的时候会活着死去,对此我的理解是,我不会死,因为当时我什么事也没做成。只有成功的那一天到来,我才会死去。等到那个时候,整个Machobane的哲学都得到了传播。我提醒自己,我的价值有上千、上百万英镑,这一点早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了我。正因此我的性命才得以延续。

8.与教会的冲突

我离开学校之后就开始在Leselinyana报社工作。Leselinyana是莫瑞加的塞苏陀书局(Sesotho Book Depot)出的一份报纸。我当时需要写一篇报导,对象是因私酿啤酒而被拘捕的几个寡妇。这几个妇女都很穷,穿的只有破布衫。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值打仗。她们中有些人的丈夫在战争中死了,另一些则在南非打工。这几个妇女之所以被抓是因为当地的传教站不允许酿啤酒。我问神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那几个妇女要成为妓女,然后会变成魔鬼。我拒绝按照他们的要求写这篇报导。于是我被叫到了莫瑞加的传教委员会。(Morija Mission committee)

我对委员会的人说,如果教会有足够的理由开除那几个妇女的教籍,为什么她们还在缴纳Kabelo(什一税)?为什么你要从妓女身上拿钱?你们过去向她们收钱不说,怎么现在还收?他们说,哎哟!这个小伙子肯定是哪里不对劲。所以我又被带到了更高一级的委员会。那里的人问我,你是要跟之前一样顽固,还是想走?我说,我想走。他们多少有些震惊,因为他们原来一直以为这个小孩肯定哪个弦上错了。于是他们把整个事汇报给了教会的头头。头头让他们把这个事情交给书局的经理处理。书局里的人,无论索托族还是欧洲人,听了他们讲的故事后,一致认为我必须离开。

书局的经理说,先生们你们瞧,我们还是让这个孩子留下吧,他还很年轻,做决定过于草率了,他这么支持那些妓女,说明他脑袋瓜里想的根本就是些污七八糟嘛。还是让我们观察他一段时间,给他些提醒,继续让他待着。接着有人问,让他待多久?经理说,把他交给我好了。
第二天工作的时候,经理的副手对我说,詹姆斯你过来。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香烟拿过来,我把烟忘在家了。去问我老婆,她会把香烟给你的。他住的地方很远,但我还是去了。我回到书局,他对我说,你看起来并不是很情愿去么。我说,那个地方对我步行来说实在太远了。他说,什么!我说,而且你让我去那里,就等于是剥夺了我的工作时间。他说,你能有什么工作,你来这儿根本就不是来工作的,我看你倒是很会吵架嘛。你给我做好准备,因为明天你还要给我去那儿拿香烟。

第二天早上,那个人来了书局之后对我说,詹姆斯再给我去一趟。我站了起来。他说,你怎么看起来忧心忡忡啊。我说,我不去拿烟,今天算是我最后一天了。他说,你正好说到点子上了。书局里的莱索托员工都在屋外的门廊(verandah)里,站在他的汽车旁边。他叫了我一声,但我没挪动。那几个莱索人,我们国家的黑人,对我说,伙计,我说你还是去一趟吧,要不然你会把我们的工作都毁了的。我没有说话。他过来对我动手。他这边踢一脚,我躲开了,他又那边踢一脚,我又躲开了。接着他换成拳头朝我的脑袋挥过来;我闪开了,但他打中了我的右手。我似乎是用肩膀挡掉了他的拳头,他叫了声:咻(Shoo)!然后血流了出来;他咬住了自己的舌头。那些站在旁边的人朝我蹦过来,嘴里说道,反了(What)!一个人抓住了我的右胳膊和左腿,另一个人抓住了我的右腿和左手,然后他们开始踢我。他们大喊道,你是要把我们的工作毁了啊,你简直就是来找麻烦的。

最后经理走了出来,对他的副手说,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我到了经理的房间,他问道,你现在又有什么企图,是想离开吗?我说,是的,我要离开。我给家里写了信,告诉他们送学生去学校的车子一到,就把我接回家。

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等他们早早把我的家当都装上车后,我来到了商店。我花了6先令买了一瓶石蜡,我还花了1便士买了一盒火柴。我回到住地,收集齐了所有的证书。我拿来一份过期的Leselinyana报纸放在上面,把整瓶石蜡倒了上去,点着了火。然后就是“邦”的一声。我心想,我烧的是一座通往恶魔的桥。因为我现在干的活正是父亲早就告诫过我不能做的,不能像一条大肥狗一样被人雇佣。

然后我说,我要回家了。那些人就忽地一下跑到校长(?principal)那里把这事告诉了他。一片混乱中,牧师(minister)过来做了个祈祷。他说,主啊,请你救救这个孩子吧,他迷失了方向,现在他就要走到荒野里去了,阿门。我说,哪里啊,我不是去荒野,我是去我父亲那里,我父亲生了我,我想和他待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了车。我来到了报社和员工们道别。我举起了双手对他们说,再见了,愿我们再见面的时候能看到你们一切平安。然后我进了车。他们中有一个对我说,孩子,下回来的时候可要乖一点,现在都在打仗,没人会雇你,也没人会介绍你工作。我说,再见。我就这样离开了莫瑞加。

7. 结婚

念小学那会儿,我还在发育,但我已经有了心仪的姑娘。但那个时候和一个姑娘谈恋爱,可并不表示两个人睡在一起,仅仅是简单的亲个嘴。

我爱上的姑娘大概有20个。老师问我怎么会和那么多姑娘恋爱。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打算长久地和这些女孩子保持恋爱吗?我说,不。他说,既然这样,那么你必须给每个女孩写一封信,告诉她们你再也不爱她们了。我说,那给我一天时间吧。于是我给那些姑娘都写了信,要求她们原谅我。我还把信寄给了Maphike校长,信中说,您说的确实是事实,我真不该对女孩子们示爱。

之后我就长大了,我想要结婚。但是对我的家庭来说,索托族的姑娘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常说莱索托这个部落全是乞丐,伸着一只手要饭。我从心底里不能接受家人的这种做法,简直是歧视嘛。我心想,如果我坚持自己的想法,那么我在这个国家是待不久的,因为他们会恨我。于是我决定娶一个莱索托姑娘。就我所了解的,婚姻是解决这些争议的唯一方法。一旦你结婚了,他们就会心生同情,更不会歧视这段婚姻所带来的孩子。

在莫瑞加我遇见了我的妻子Rehaba。因为我们所在的教区属于英国国教,所以就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按照教堂的仪式结婚。于是我们跑到神父那里,由他来念一段誓词,说我娶她是因为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他说,你应当把他的话重复一遍。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念的缘故,但是我同意那些话。于是他给仪式做了个结,说,我看得出你并不是很同意我的话,不过我还是要把结婚证给你们俩。

我把她带回家后,我的兄弟们、父亲还有母亲就问我,她是索托族的吗?我说,是的。他们问,是哪一支的?我说是Batloung的。他们说,Batloung那一支的都是些厚脸皮。他们又对我说,家里不能接受一个莱索托媳妇,你还是过些时候再另娶一个吧。然后我母亲说,请让我插个嘴——既然他自己已经做了决定,那就随他去吧。其他人都低下了头,说,既然你这么说,那好吧。然后我对我妻子说,请你尊敬我的父亲母亲,无论什么活都要为他们干。这样我才把婚结了。那之后他们自己也娶起了莱索托的媳妇。

和Rehaba的这段婚姻,我们总共生了7个小孩。大儿子叫Lehlohonolo,是一个教历史的讲师,一直以来都是莱索托大学的校长。幺儿我们管他叫卓别林(Chaplin),在马塞卢(Maseru)做电焊和机械工。

许多年之后,差不多25年之后,我按当地的风俗和Ascinia Sello结了婚。我和Ascinia生了6个孩子,死了一个。

人们骂我一夫多妻。但我们不妨说一说人性。男人的本性驱使他想要有不止一个女人,因为当一个女人怀上小孩时,她在性上面不需要男人。如果我们不允许这个男的拥有另外的女人,那他就会悄悄去偷一个。基督徒想不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说法是,如果你有另外的女人,那么你就会下地狱被火烧死。

一夫多妻是一个好法子,当然条件是那个男人对他的每一个妻子尽到责任。他必须得照料好她的小孩,教育他们,为她耕田。他要在身体上、精神上、物质上满足她,否则就是放空话了。

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

5. 与猪共食

我很幸运能拿到去莫瑞加(Morija)念书的奖学金,因为莫瑞加是莱索托非常好的教会学校。
由于父亲没有给我筹到足够的钱,整整一年我都掏不出坐火车回家的钱。于是我就想,既然没钱回家,那就等假期到莫瑞加印刷厂找个活干。厂里有两个人都身陷同样的窘境,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来自莱索托东部Makhoakhoeng的男孩。就这样我们一道开始工作了。

我们干的其中一个活是把挂历送到马拉维――那个时候叫做Nyasaland。有一次由于疏忽,送去的挂历数目不对。经理十分光火。他怒火中烧,大骂我们是笨蛋,把莫瑞加印刷厂的招牌都给砸了。他威胁要立即把我俩扫地出门。他站起来踢我,把一天五先令的工钱扔到我身上。我把掉在地板上的三先令钱刮了起来,其余跑到桌子底下的,他催命鬼似的催害得我都来不及去拿。等我逃出了大门,他站到门口警告我别想再回来。他大喊道,你来这里时说你受过教育,可是你却把我的厂给搞砸了,我没料到你是这么个小混蛋。

我十分沮丧,像是丢了魂。现在我既没有吃的也没有活干。我用身上的一点点钱买了玉米面做玉米糊吃,但没几天就吃光了。我试过再找一个工作但没人愿意雇我。我的一个老师挺同情我,对我说,James,今天除了正在煮的玉米糊我没有可吃的给你,你到厨房里闻一闻气味就可以闻出来。

其实我想告诉他那些日子我一直在找的就是玉米糊,但我没敢说。我从小被教导的是受人之礼,而不是向人乞讨。有人给你东西你就收下,然后说非常感谢。他没有说这是给你的玉米糊。他说的是,我们有玉米糊。我倒是可以说我饿了,但是要我说,给我一些粥喝,我却难以启齿。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吃过别的东西。头痛和肚子痛开始折磨我,我浑身都在疼。那个时候我就在问自己,该怎么办?到了晚上我终于有了主意。附近有一个养鸡场,我看见一只很肥的鸡在里面。我对自己说,得把那只鸡抓来。我看了看表,已经8点钟了。我绕了过去,借着对面厨房里的灯笼看见了那些鸡。我突然意识到那些鸡也可以在灯笼的光照下看到我,于是我走开了。然后等了大概半个小时,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我绕了回来,发现灯已经灭了,但还是有月光。我看见了那只鸡,它也正同样看着我。我得同时用两只手才能抓住它的翅膀和脖子。我正要抓它时,响起了狗叫声。我跳了起来赶紧翻过篱笆。整个村子的狗都开始叫了起来。我倒是不怕那些狗,而是怕万一村子里的人跑出来发现原来Machobane是个贼。我记得以前有个人从我家偷东西,那人是把我父亲叫作伯伯的。我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贼,不,应该是更坏,因为现在连狗都在追我。一片漆黑中,我撞上了一排布着八条带倒刺铁丝的篱笆。我一下子就弹了回来,浑身给撕了个稀巴烂。

第二天,我饥饿难忍,突然想起学生吃过的剩饭会拿去喂猪。我想,不,我决不去那儿。那时每到中午1点都会有个男的把两大罐吃剩的食物端到猪圈,倒在那里。我来到猪圈坐到一根石梁下面,等那个男的。一见他端来第一罐我就开始贴着地面慢慢爬过去。他倒完第二罐就离开了。我站了起来一头扎到猪圈里面。我意识到这些猪并不认识我,如果直接冲着食物去,它们会叫唤把主人引过来。于是我就边吃边抚摸它们的背,并把剩饭装到衬衣里直到装不下为止。第二天,我又去了。反复如此,直到有一天那些猪终于习惯了我的存在。它们对我很友好,甚至会退开让我吃我自己的。一连30天都是如此,我和猪一起进食。

这件事教给我一点,那就是我无论如何也击败不了饥饿。一想起和猪一道进食的经历,我就会哭,直到现在也会哭。你知道的,如果你是男的,对方是女的而她又施舍给你吃的,结果就是你得娶她。我会觉得要是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日子我被猪施舍,我就会把自己嫁给它们。我总是忍不住要哭。

甚至今天,只要看到一对衣服破烂的男女面露饥相,我就会哭。要是吃饭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挨饿,我就会把吃的从嘴里掏出来给他。

学校开学仪式的那一天,校长把我叫到前面。我当时以为我和猪一起吃东西的丑事会被公之于众,哪想他们宣布我被评为最优生。我哭了,同学们扶着我,又是唱又是跳。

被选为最优生后,我决定换个方式来落实校规。我开了一个所有11名最优生参加的会。我跟他们说,是这么一回事,我不想有哪个学生的名字被记在黑名单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达成共识。他们问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办?我说,跟学生们好好说。如果有人不服,再把他带到我这儿,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干吗非要开除不可呢?

我把这个建议上报给了校长。校长是个英国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召集了所有的老师。老师们说,那就给Machobane三个月时间,看看他的建议是不是管用。也有老师反对说如果学生不受处罚会给惯坏的。我说,那不会的,把他们带到我这儿,让我来跟他们讲,告诉他们吸烟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我把他们叫了过来,说,你们当中有谁想把香烟销毁的话就拿到这儿,我们来把它烧了。十六个学生带来了香烟,还有一个说他的香烟是他哥哥的所以不能交给我。于是我就说,好吧,你的就算了。第一个学期里没有人被开除。甚至那些偷桃子的学生在我跟他们谈话后也停手了。

所有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以致于我夜夜失眠。第二学期的某一天,当我刚要洗漱时,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护士长告诉我这是间歇性中风。由于那天我要参加初级证书的考试,她就给了我一些药。但我还是看不见数学问卷上写了什么。第二页是布尔语的试题,我还是看不见上面的题目。

结果我没有通过初级证书的考试。但学校还是承诺会让我去Fort Hare参加大学录取考试。他们说,我们会给你奖学金的,一旦你参加了录取考试,你的初级证也就通过了。我拒绝接受奖学金,因为我没有通过考试。但是他们说,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我坚持道,如果一个人是因为压力而没有通过考试,那他应该承受得起失败的结果。

这之后我在莫瑞加印书馆出版的莱索托新闻报《Leselinyana》找到了一个副主编的工作。

4. 给我的回报就是看到他们吃

在我16、17岁的时候,父亲决定不再让我回到山里,而是叫我去上学。于是我就开始了小学,学校是在一个很偏远的叫做圣保罗(St Paul)的地方。学校实在是太远了啊,那个时候我常常走得双脚发肿,好几回我都觉得再也走不了路了。直到完成了Standards 3&4的考试,我才总算转到了当地的学校。我的那几个哥哥总是嘲笑我,说,你要是在莱索托上学,那等于是个屁。他们告诉我最好是去养牛,或者等他们回家了由他们来教我。那时候可真是受他们的折磨哟。

到了19、20岁,我接受的仍旧是小学教育,但我想为那些寄住在父亲家的人做些事情。那些人差不多都是妇女。有一些是家族里的人或是寡妇,另外的则是父亲发现后领回家避难的。我经常会看见他们钻到水沟里去捡绿色的什么东西吃,我们管那东西叫thepe,野菠菜的意思。我当时就琢磨着怎么帮助这些穷人,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连走路都走不动。

那些人的屋子南面有一块很宽广的地,长60米,宽60米。父亲准许我在这块地上标记出几个区域,然后我就拿着把铁锹在上面耕起地来。我来到了不远处的传教站,向他们要来大白菜的菜籽,他们把菜籽给了我。我还种了胡萝卜、甜菜、菠菜、巴索托大豆以及一种叫七年豆的豆子,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这种豆子可以种七年而不用换种。地的南端有个水坝,我就用水桶把水从那儿抬到地里。我不要别人帮我,我想让人们先看到我的成果。我的朋友和家人多少会数落我,问我这么劳动挣了多少钱。但是我帮助的那些人却很把我做的很当回事。

之后到了收割的日子。每天早晨和晚上,家家户户都有吃的东西煮。他们开始喜欢我了,还送我吃的。我告诉他们说,我母亲不喜欢我这么拿别人的食物,她会觉得你们是在收买我。我对他们说,你们给我一些能拿给我母亲的东西就行了。给我的回报就是能看到他们吃。

我鼓励他们一起劳动,集体式的劳动。如果人们能一起劳动,有人看到奶牛在地里吃庄稼就不会放任不管了,因为受影响的是每个人。我让他们出门劳作前祈祷。尽管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用劳动带给上帝荣光。然后我们会唱Nkosi Sikelel’ iAfrika,就第一、第二两段,为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士气。过了些时候,他们开始互相帮忙了,一群人一天就能垦出一块地来。

所有这一些开始引起了那些住在我父亲篱墙外的人的兴趣。他们会过来瞧个究竟。篱墙里面的人则会把他们指引到我跟前,但是我说,不,你们指的人应该是自己。另外一个村的人也专门跑过来向我们学习经验。

我要求他们选举一个主席和一个秘书,选一个能领导他们、避免争端的人。准备买种子前他们选了一个管财务的,然后随他一起去弗里斯堡买种子。

我想让他们实行自治。这一点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一个有着很强信仰的人。她过去常说,Impilo ngapandle kikozibusa kunzima mntwanami(孩子们,你们要是不能管理自己,那日子就会过得很艰难)。但是她过去说这话的时候经常会笑起来,因为她接着又会来一句,看看你们的父亲,我就是被他管的。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

3. 杀人的冲动

在我很小的时候,还在长身体那会儿,我的脑瓜子就很邪恶。每当我看到一个人,要是感觉比他优越,我全身就被一种情绪占据了,这种强烈的情绪让我觉得我可以把那人杀了。

七岁的时候,我们还住在自由州,到了晚上,我们就用牛粪和木柴在野外生火。等到不再冒烟了,我们就把生着的火拿到屋子里。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小孩子站在火堆旁。我离他有50米远。我当时就想把他给杀了。我觉得有东西唆使我这么干是因为每次我和他打架,他总能把我按到地上,那个时候我比他小了三岁。

我趴在地上爬了过去,这样他就看不见我。然后我从他身后扑了过去,把他往火堆里推。他一边踢腿一边大叫,但是还没等他回过神我就跑掉了。逃跑的路上,有人看到我从他们的屋门前经过,一直跑到水沟跳进去躲了起来。人们把那个受伤的孩子带到屋子里,在他伤口上抹上黄油,加快伤口愈合。与此同时,我母亲正奔走着四处找我。她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狠狠咒骂我。我心生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

夜里,母亲从屋子里出来,发现我躺在门外边。那一晚实在是太冷了,我怎么睡也睡不着,一个劲发抖。母亲把我叫到屋里,给了我几条毯子,这样我才算睡了个觉。第二天早上,母亲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讲给了她听。虽说我心里确实是想把那小男孩杀了,但我还是后悔了,并向她道了歉。母亲叫来了父亲和叔叔,让我把故事讲给他们听,听完之后他们就各自干活去了。接着母亲便拿起棍子揍我、踢我,她用的劲真是狠啊,都把我打哭了。

几年前,就在那个男孩去世之前,我终于和他交了朋友。那个时候他都快90岁了。他托人给我捎了口信,说葬礼的时候由我来安葬他。但是他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时候,我恰好远在德班的一所医院里,结果没能去参加他的葬礼。

这就是我第一次想要杀人的经过。不久又有了第二次。在我父亲做佃农的那个农场里,有一对白人小孩,一男一女,他们每天很有规律地穿过一条河上学、放学。这两个小孩是一户荷兰人家里的,因为那个荷兰人等级不高,所以也在给农场主干活。

一天我来到附近一块地方藏了起来。然后那个小女孩背着书包出现了。她举了举手朝我问好。我又来到正对着他们家的一块地方坐下,小女孩隔着水沟看见了我。当时我是两种心情——绝不攻击她,但那个男孩,我却很想杀他。至于为什么我说不清。那个女孩手里端着一个盘子,装满了食物,她把盘子放在农场的围栏外面,就转身回家了。我冲到食物那里,一会儿功夫就吃了个干净,然后跑开了。她走了回来,拿走了盘子。

自那以后我就告诫自己决不能去杀人,特别是不能杀白人,既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杀我,为什么我一直念念不忘地要杀他们?我回家的时候,看到那两个孩子站在家门口,他们举手朝我问好,我也回了礼。我抬手的时候觉得十分内疚,因为还在刚才我竟然想要去毁了他俩的性命。
接下来的一次是在我们来了莱索托之后。这一回我差不多有15岁了。在Matlakeng和Nqechane之间有一条大河。过去常常会有一群小孩来到河边放牛,吃我们地里的玉米杆子,于是我们经常会在在河边碰到他们。尽管我们早就告诉他们不要把牛赶过来,但他们半步也不肯退让,结果我们只得以打架的办法来做个了结。

他们一伙有100号人,我们大概有50个。虽然他们很年轻,但很多早已经行了割礼。我们决定出击,而不是当逃兵。我是我们这一伙人当中最小的,因为个子小,他们都劝我走开。
我不干,于是他们叫我站到旁边的什么地方,不要加入到进攻的第一线。我同意了,因为这样他们就没有完全把我从队伍里踢走。

那个时候,只要有组织的斗殴发生,最强壮的总是冲在一线的两个端点,一左一右,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引导队伍把对方包围住。当时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阵势,操起棍棒互殴起来。我从站着的地方捡起3块石头,抓在手里,跑了过去。打斗的时候,我看见我们一方的人被包围了,于是我从一端快速地跑到另一端,使出浑身的力气把一块石头扔了出去,结果正好打中了对方的一个头领。那个男孩很壮实,刚从割礼学校回来(circumcision school)。我扔出去的石头击中了他的脑袋,他倒了下去。

他一倒,他手下那伙人看到连英勇的头领都被击倒了,就全都跑散了。我们的人冲了过去继续揍他,踢他的裤裆。我不喜欢他们这种行为,于是大喊了一声,住手!但他们根本就不把我的喊声当回事。我指责他们打一个没法还手的人,最缺德的是还对着他的命根子出手。我跟他们说,如果打架意味着把人劁掉,那我再也不打架了。晚上他们找到我,开始指责我用石头扔那个人的脑袋。我解释说,我那时没得选择,因为弄不好我们会被对方打败。而且跟他们的所作所为比起来,我的行为不知要文明多少。

这件事让我感受到,好的做法其实是谈话、辩论,而不是伤害、杀死对方。

2.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祖鲁人,是Mzilikazi的后代。Mzilikazi在往北去津巴布韦的途中经过自由州(Free State),留了下来。Mzilikazi原本受夏卡•祖鲁的派遣到远在北方的文达(Venda)逮牛,但是一头也没抓住。随同他去的士兵死得只剩下了一千人。他跟剩下的士兵说,因为这事儿没办成,所以回去夏卡正好可以把我们处决。我们还不如回家,派几个年轻人把他们的对象叫出来,再带上那些想跟我们走的女人。于是士兵们就照他说的办了。Mzilikazi知道夏卡一旦发现姑娘们跑了,肯定会派他的部队(impis)来攻击他们,所以他决定在逃跑的时候将沿途的草地点上火,这样才算从夏卡那里逃了出来。由于Moshoeshoe反对在莱索托定居,于是Mzilikazi继续北上,将体弱多病的那部分人安顿在了弗里斯堡附近的自由州,这些人就是我父亲的祖辈。

接下来我跟你讲一个我父亲的故事。布尔战争是在南非打的,英国人跟荷兰人打仗。我父亲在英国人这一边。战争期间,他遇见了我母亲,有一天他俩来到南非边境参加一个啤酒聚会。每个人都跳着舞、喝着酒。我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睡了过去,躺在大大的酒桶后面呼呼打鼾。然后里边的人听见了马的叫声,他们意识到——荷兰人来了!我母亲叫醒了父亲,把情况告诉了他。但他仍然醉着酒,倒头继续睡觉。外面的士兵喊了几声。一个男的走到门口。只听见那些士兵说了声,Skiet hom!——呯——那个男的死了。又一个男的走到了门口。只听见又一声Skiet hom!——呯——这个男的也死了。那些士兵叫起了我父亲的名字——约伯(Jacob)!——另外一个男的走到门口,也被枪打死了。

父亲酒醒之后,发现其他人因为他而送了命,着实吓了一跳。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是因为我被打死了,那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后来他也确实没有沾过酒。

我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决定让我出来把牛群带回家。原来有人在偷我们家的羊,并且专门选在晚上来偷。我从山里回到家那一天,就有一只羊被杀了。除了皮,羊身上一块肉也没留下。我发现之后,就报告给了父亲,他听了非常伤心。

那时候有一个很友善的男的,经常会在早上来我们家问好。那个男的管我父亲叫Malome,也就是叔叔的意思,把我们则唤作Bo-motsoala,表兄弟的意思。我的父亲会回答说,我们都很好,我的侄儿,只不过有两头羊昨晚死了,怎么死的我还不知道。因为我父亲不吃死的东西,所以他就叫那个男的把死羊退了皮,把羊肉带走,自己则留下羊皮。

我和我的哥哥开始怀疑起那个男的来,因为每一次他来向我们问候的时候,总会有羊死掉。我们想把他杀了。但是我的父亲说,决不能杀人——如果你杀了人,你最终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被别人所杀。我们尊敬父亲,但还是说了句,你一定是个胆小鬼。父亲说,我不是胆小鬼,我这一生打过仗,现在也能打,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决不要动杀人的念头。他说,孩子你们看,如果你们杀了他,那么那个男的家里人就会对我们记仇,总有一天我们家会被洗劫、杀个干净。但是如果你们把他抓起来,那法庭自然会问他为什么做那档子事,这个办法才能够救我们家。

第二天一早4点,父亲就起床出门去吓唬小偷。往山上走的路上他看见右手边的一块石头上坐着个人,正看着他。正是那个男的。于是他上前走到那个小偷的地方。他走过去的时候终于看清了那人正准备下山往回走。于是父亲找到村子里的一个族长(headman),要他捎口信给酋长。那个时候天还很早,不过酋长还是出来听了个究竟。酋长吩咐其中三个族长——我父亲是第四个——到村子里把小偷给抓出来。正当他们下山往他家里走的时候,那个男的走了出来,冲他们说道,请进,请到我家来。他们纳闷,怎么他们一句话还没说,他就迎了出来邀请他们进屋。他招呼他们过来,说,尽管进来,看,这儿什么也没有。他们进屋只走了几步就出去了。接着他们杀了个回马枪,他生气极了,说,我刚才让你们进了屋,现在你们又要进来。他们对他说,我们这次来是要看看你是不是把那头羊给吃了。他说,什么!我根本就没抓什么羊!他们推搡着他进了屋,这下他终于老实了。但屋里还有个女人正弯着腰,俯在一块磨石上面,屋子里还飞着苍蝇,这让他们有了疑心。其中一个族长操起一根木棒要看女人背后藏着什么东西;她跳了起来,这一跳,原本背在她背上的一只羊掉了下来。

小偷承认是他一直在偷羊,并请求我父亲的原谅。截至那一天,他已经杀掉了80头羊。他试着求情,但父亲坚持要他去法庭接受酋长的审问。族长们一致要求他和他女人带上羊去见酋长。他俩哭着倒在了地上。这时已经有很多人围了过来,看着他俩迈着方步走上山坡。

在法庭上,父亲提到那些死掉的羊加起来值7头牛。小偷最后被判偿还我父亲6头牛,并给法庭1头作为审理费。父亲谢过法庭,但拒绝收下那6头牛,因为他认为这几头牛是偷来的。

这些事情逐渐在我心里扎根。我当时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拒绝收下那几头牛。但是他跟我解释说,如果我收下了,那么人们会相信小偷的说法,他把牛交给我们完全是被骗的。父亲说,让这件事过去吧。如果偷来的东西你都能接受,那就代表你是个软弱的人。

父亲话不多。他有一句话:Imisebenzi Yabo izabalandela,意思是说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好或坏,会一直伴随他。如果你真心诚意教一个人,你教的结果就会伴随你。他的另一句话是Amanga yindlela yokufa mntanami(撒谎是一条死路)。

2009年3月22日星期日

1. 佃农的儿子

1914年我出生在南非共和国一个叫作法兰克福(Frankfort)的地方。我父亲是个佃农,过去一直给荷兰人种地。农场里有三、四犁牛,一犁有14头。我会整天拉着耕犁,其实我还会在地里一直待到晚上11点钟。那时我才只有8岁呵!晚上人们收割完,把粮食装上车后,把我也装进车兜里,我躺在货物最上面,睡得死死得,一路睡到家。

每次收割结束,父亲都会从法兰克福租来一台机器来给玉米脱粒。他雇人来帮他干活。干这活通常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父亲每天会宰3只羊,烧羊肉来给那些干活的人吃。脱粒完之后的玉米粒会装进200磅一个的袋子。我们要把这些袋子运到Frankfort,而我则又得到前面拉牛车,对着牛喊:Teu!这个活干完后,父亲手头会有3000袋玉米。他得给荷兰人2000袋,自己拿1000袋——die derde deel——所有的开销都是他来承担的:耕种、收割、玉米脱粒、装袋、运到合作社)。这就是一个佃农的生活。

之后不久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kaffir做佃农,kaffir是我们那时对黑人的称呼。法律规定黑人必须得雇佣。那是1924年的事了。

我父亲说,我可不想被人雇,我的孩子们也不会被人雇。他说,一个雇工就像是一只吃得又肥又好看的花狗;这样的狗根本就没有权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能听主人说的做。要是这只狗和主人争吵,主人就会解下它的链条,一脚把它踢出去,然后那只狗只得跑到山里,在山上吠个不停。狗吠叫就表示它在申请主人,现在孤苦伶仃,任何人都可以把它领走。父亲跟我们说,你们看,我决不想让你们被雇佣,门都没有。而且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向这个国家辞职,回到我自己的国家,莱索托。

我当时觉得很伤心,心想我的父亲现在要移民到莱索托,我该怎么办。在莱索托没有佃户,我们该怎么生活?但是父亲说,不会,到时我就有了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你们,我的孩子啊,也会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的。

于是我们就移民到了莱索托。这一路花了我们7天的时间。我有时骑在马上,有时步行。我们大概有100只羊,还有很多牛,我的那几个哥哥赶着这些牲口,而我的父亲则驾着两辆牛拉的货车。我们经过弗里斯堡(Fouriesburg)桥,穿过了一个叫作Ha Mamazibuko的地方,最后来到了莱索托。我发现我们到的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山。山是那么的高,我看了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感到非常害怕,总觉得这些山会倒下来把我们全都压死。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翻过了这些山,走进了莱索托。

我的任务是在Ha Majara- Lesakaneng放养奶牛、羊和黄牛,那是一块很大的地方,四周围着山。那里连个人都没有,只有狒狒到处发出各种叫声。我和我一个哥哥在那里待了6个月。那时我还很小,只有14岁。每个月我会骑上马回一次家吃一顿seshoai(玉米饭)。

那个时候不存在什么罪犯,连小偷也没有。放牲口的地方很安静,晚上只有狒狒的叫声。我常常会透过棚子的窗户望着它们,窗户有两只手那么大。我住的棚子屋顶盖着茅草,3米宽,有时候我能看见那些狒狒经过我的棚屋。我会隔着窗户看着它们,偶尔吓唬它们一下,它们就逃跑了,边逃边嗷嗷叫个不停。

渐渐地,莱索托的群山感动了我,我也逐渐爱上了巴索托人和他们的语言。

2009年3月21日星期六

Robert Berold和他的Drive out Hunger

罗伯特(Robert Berold)是我大学里的英语外教。他来自南非,是一个诗人。小学时我被语文老师无情地告知“你不会写诗”。中学里除了课本上要求的几首唐诗外,我没有读过诗,更没有写过诗,也不知道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没想到10年之后每星期三晚东六教学楼的一个教室里,罗伯特用Frank O'Hara,Garcia Lorca,Cesar Vallejo,William Carlos Williams,还有许多我不知道怎么发音的非洲诗人的名字,用一种并非我母语的语言将诗歌重新摆放在了我面前。将那几个夜晚连缀起来的是一张张简陋的白纸以及复印在上面的、编排有些凌乱的英文诗篇,还有我对诗歌的记忆。罗伯特一直鼓励我用文字表达自己。为此,我永远感谢罗伯特。

Drive out Hunger是罗伯特写的一本关于一个农民的书。主人公叫JJ Machobane,一个在莱索托种地的巴索托族农民。他在书中自述了他与饥饿、贫困、偏见几经生死的斗争,以及他对土地的热爱和他所创立的“Machobane农耕系统”。原书是罗伯特用英文对Machobane的采访所做的整理,全为Machobane本人的自述。因此语言极为口语化。但愿我的翻译也能做到通俗易懂、契合原书的语言风格。

我拟定将本书的中文翻译放在博客上。这一决定得到了Robert的同意和支持。本书的中文翻译与博客一样采用知识共享 3.0 许可协议进行版权许可。读者可以自由复制或转载,但必须注明来源,且不得将内容用于商业目的。

我在Google或者Wikipedia都查找不到对JJ Machobane个人的专门介绍,倒是联合国粮食农业署的网站上有一篇对Machobane System的简介。对于这样一个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自己的人民和土地、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来说,这样的缺失未免是互联网的一个遗憾。或许Machobane的农耕系统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面前,有些小巫见大巫了。然而经历过50年代大饥荒的中国人、或者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看了Machobane的故事,多少会有些共鸣吧。而且我在念到Machobane受政府迫害的那几个章节时,不禁哑然失笑——愚昧的政府无论其所在国的文明长短,迫害异己的手段都是如出一辙的拙劣啊。

我将此书的翻译献给罗伯特,也献给去年刚刚去世的Machobane。

p.s.我在想如果把JJ Machobane比作莱索托的“袁隆平”是否会显得言过其实?毕竟论成就,前者的农耕系统和后者的杂交水稻放在一起会显得“相形见绌”。但我想,两人一心想要让人民吃饱饭的淳朴愿望,脚踏实地、立足大地的科学精神都是共通的吧。

Where is Our Head

the U.S. President at White House. Homepage of its website:
www.whitehouse.gov (proxy is required if you are "protected" by the Great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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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President at the Kremlin. Homepage of its website:
http://www.kremlin.ru/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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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Prime Minister at the Kantei (官邸). Homepage of its website:
http://www.kantei.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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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Federal Chancellor at Bundeskanzleramt . Homepage of its website: http://www.bundeskanzler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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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President at Elysee Palace. Homepage of its website:

http://www.elyse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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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Britain, Prime Minster at 10 Downing Street. Homepage of its website: http://www.number10.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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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ime Minister at Zhong Nanhai. Homepage: ???? Will Google tell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