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屠夫的人

搬到了新屋，Tewksbury路103号。往西走两条街是一片巨大的公墓，那里埋葬着上辈的尸骨和有关他们的记忆。一张枯旧的长椅被安放在那里，与林立的墓碑相望。


我已经在这片街区住了9个月了，可还是分不清那些街道和街道两旁的房子。这里跟U2的那首歌正好相反——it's where the streets do have names。这里的路大多取自于人名：罗伯特、弗洛伦蒂娜、布鲁斯、斯班瑟、范妮，但是他们长着千篇一律的面孔：连成片的房子一户挨着一户，颜色、门窗的尺寸和屋子造型都像是遵循了一个标准，唯一能区别它们的是门牌号上的数字以及住久之后的直觉。


我的隔屋住着一个叫屠夫的英格兰人——他的姓是Slaughter。“可能我们的祖辈是杀猪的吧。”戴夫笑着说。盖在他一米九零身体上的是一头橘红的头发。“我爸妈一个金发、一个黑发，奇怪的是生下三个小孩都是红头发。”

戴夫说他三岁那年参加了父母的婚礼。“我爸妈一直拖着，想看看带着我是不是能过日子。结果又怀上了我妹妹，再也拖不下去了，终于把我一道拖去参加了他俩的婚礼。”

戴夫念的是中世纪欧洲研究。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做研究或是教书，他说他不想，因为教书不赚钱。“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专业出来就是当老师，但我要证明这样的想法是错的。钱能让我高兴，所以我要做能赚钱的工作。可能跟我劳动阶级的家庭出身有关吧，呵呵。”


我大致能体会清苦的家庭出身会让人对金钱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更何况金钱、权力这一类东西的魔力是不分阶级、肤色和种族的。但劳动阶级这四个字——确切的说是working class这个词——一开始也让我将戴夫与另外一些词发生了联系：勤俭、持家、善于家务。


我们这幢屋子住了5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卫生间在二楼，进门的绳子负责亮灯和开动排风扇。头一次戴夫洗完澡出来，我进去后发现电灯亮着、排风扇嗡嗡吹着，我想那是他一时疏忽吧。第二次戴夫洗完澡出来，我进去后发现电灯和排风扇还是开着，我想可能是他赶时间一时失手吧。第三次我进去发现电灯和排风扇依旧开着，而那时戴夫正在屋里休闲地上网，我终于剪断了持家和他劳动阶级的联系。

戴夫早晨洗完澡，便去体操房健身。他现在是学校橄榄球队的队员，一个月之后是校际比赛，为此他还特地买来了蛋白质冲剂（protein shake）给自己长肌肉。“这玩意儿用牛奶泡，吃起来特别恶心。我眼一闭，嘴一张，咕咚一口就吞下去。”我来英国后一直很纳闷的一点是，为什么很多人那么不正经吃饭还能长那么大个？见到很多胖姑娘，也没见她们怎么吃一日三餐，很多时候一包薯片就是一顿中饭，但一身的赘肉就像是给肉联厂打的广告。戴夫的身体自然健壮，毕竟每天往健身房跑，但他的主食基本就是超市买的现成的牛肉汉堡，拿回家放烤炉一烤，就对付了。刚搬来这里的第二天，戴夫专门回到旧所给一个同住的哥们儿告别。“他人特别好，每回煮东西都给我留一份。”我来这里两个礼拜，有三回晚饭也给他“留了一份”，他高兴地直夸我人好。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煮饭呢，挺简单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你们英国人，开水里滋一下就能吃。“我妈不让我学。”戴夫回答说，“小时候去厨房做，她就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后来干脆就让我站一旁看了。”可现在你妈不在身边，你不是有煮饭的自由了？“从超市买省事嘛。”考虑原先认识的Mark还有宿舍楼上的另一个美国小哥也都是劳动阶级出身，但都是耍刀弄锅的好手，于是我对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出身的英国小哥着实另眼相待。

出于感激之情，吃完饭戴夫都会主动要求洗碗。但是我见过他洗的碗，上面的洗洁精泡沫没冲掉，就直接放碗架里了。我想提醒他，“哎，泡沫得洗掉啊。”但这就好像提醒一个挖过鼻子的人脸上粘着鼻屎，让我很难开口。前两次我都谢绝了，第三次拗不过，碗还是让他洗了。他把碗从漂浮着洗洁精泡沫的水槽里撩出来，往架子上一放，就上楼了。我看着闪着七彩光的碗，泡沫一点一点地褪去，于是又拿过来用水冲了一遍。后来我发现他连自己的水壶都是这么处理的，于是很担心这劳动阶级一家子的身体健康。


戴夫的爷爷

“我爷爷是二战老兵，但在他死之前，我们都只知道他参加过那场战争，除此之外别无所知。他也闭口不谈，每回讲到那个年代，他都立即沉默，所以我们也不好再问。我奶奶那时跟我讲，我爷爷从战场上回来后，就几乎变了个人，因为看到了太多可怕的事情。我爷爷死后，我们从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他当兵时的军衔和番号，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档案馆找到了他当兵时的资料，原来他上过前线，去过敦克尔克，在德国的集中营解救过犹太人。战争对于胜利一方也毫无光荣可言，所以我一直是个和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