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然以及蒂姆·海瑟林顿

接到杜然的电话时，我正坐在广州的地铁里，下一站——农讲所。

车里人贴人很挤，因为农讲所的创办人曾经以太阳的形象号召人们卯足干劲多“日”。车里的喇叭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报着站名。事实上，我周围的人都说着广东话，这几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身处中国却仿佛在异域的感觉。想起不久前的“保粤”运动，以及家乡越来越少人说的方言，多少有些感慨——因为就在昨晚，我听了林生祥在雕塑公园的现场，歌唱的语言是客家话，歌唱的主题是家乡的树、老人、妻女和农事。我全然听不懂客家话，但林生祥的音乐丝毫不受方言的局限，反而因为方言有了更浓烈的乡音和地域色彩，而这其中传递出来的乡愁恰恰是引起我共鸣的。

其实我当时在满车厢的广东话声浪里用普通话接起杜然的电话时，由于耳朵感受到的强烈反差，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混入了一堆同质体里的异物。

“最近的新闻有没有看？”杜然问道，“一个英国的战地记者死了。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
接着他在电话里略微介绍了那个人的事迹，然后跟我说了稿费——我一口答应了。

回去查了资料，这名刚刚去世的英国战地记者叫蒂姆·海瑟林顿（Tim Hetherington），在利比亚报导途中遭到炮袭遇难，和他一同遇难的还有美国的摄影记者克里斯·洪德罗斯（Chris Hondros）。看的资料越多，就越发感到蒂姆·海瑟林顿的死是一个躲也躲不掉的结局，一方面是因为职业本身潜在的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海瑟林顿内心强烈的人道主义责任——就像历史上那些为了道义或是使命屡次出入死神境地的伟大人物，他们的死都加重了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

翻墙看了Youtube上几个海瑟林顿的采访，他的语调平稳，谈到几次生死大劫都说自己很“幸运”，从容地像是在叙述丢了东西、失而复得的经历。“这只是职业的一部分，”他接受PBS电台的采访时说，“你报导完，然后回家、调整，修复在战场上留下的精神创伤，接着就又可以拿起相机了。”以前在卡迪夫念新闻的时候为了写一篇作业，我采访了当时在学校做博士论文的Janet Harris——一名曾在伊拉克随英美联军拍摄纪录片、报道新闻的战地记者。我问她战场上的杀戮和血腥是否会对她的精神产生影响。“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一个爆炸现场，精神冲击还是很大的。”Janet说，“不过后来就觉得没什么 了，因为随军记者之前要经过一系列培训，这也是我们的职业的一部分。职业的记者会调节好自己的。”

可是为什么还要去报导战争？扛着摄像机、专注地拍摄一个没有战火的世界已经不易，何况周围都是枪林弹雨？“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你要生活就需要收入，所不同的是这份工作的风险是你的生命。”Janet的这个回答多少有些不给力。我当时期待的是诸如“为了道义或是内心的calling”之类的答案。我记得问过Verica同样的问题——“为什么选择战地记者这个职业？”Verica的祖国是一个曾经叫南斯拉夫的国家，她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前一直是那里的记者。她蠕动了一下疤痕下面的嘴唇，用因为口音而略显凝重的英语说：“有些人喜欢肾上腺激素涌起的感觉，就像赛车手喜欢速度，战场是个能给人带来职业刺激的地方。”

海瑟林顿是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职业？钱？他经历过身无分文的窘迫，他面临着图片报导业的寒潮，他这次去利比亚是自费的。刺激？他说话平和沉稳，对生死看得比较超脱。我愿意相信他是因为人道主义的使命感选择这个职业的。我看James Brabazon给《卫报》写的讣告，里面提到海瑟林顿在印度旅行时见过达赖，听过藏经。其它的资料里还说海瑟林顿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人权观察”组织的观察员，他在塞拉利昂报导那里因战争而失明的儿童时，曾经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人权观察”，并希望能发明一种类似于布莱叶文的能让盲人“看”的图片。我看他拍摄的那张获得“荷赛”大奖的照片，里面手捧头盔、身着迷彩服的士兵脆弱像是一枚布满裂纹的蛋。

在PBS的同一个采访里，海瑟林顿提出了自己对战争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更多地把视角放在了人的身上：“战争机器不仅仅是科技——炸弹、导弹、电子系统，或是CNN的电视时间。战争机器是那种把男人放到一个极端环境之后产生的纽带，这种纽带剔除了他们身边的女人，却让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彼此而战也为彼此而亡。这是战争机器的核心。”

我记得Mark Brayne在卡迪夫大学新闻学院那次演讲里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相信人类文明会因为全球变暖、环境污染、人口等系列问题而在这个世纪终结，但我不会对‘人’丧失希望，因为人道的力量（humanity）不会终结。”

我想正是因为有了像海瑟林顿这样伟大的心灵，我们谈论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看到希望。

感谢杜然，让我生平写的文章第一次见报，也让我了解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当然还要感谢杜然让我第一次靠文字赚了一笔稿费（虽然还没拿到，但我对钱会打到帐上还是坚信不疑的）。

杜然的博客：I'm blinded by blackness.


我的文章刊登在《经济观察家》报2011.5.9刊的“全球视角”版块，题为：
蒂姆·海瑟林顿：我只是想表现战争本身的质感

以下是正文：



“在四面受敌的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卡扎菲部队的炮弹不分敌我地打过来。不见北约部队的踪影。”

这是蒂姆·海瑟林顿发布在Twitter上的最后一条消息，时间是2011年4月19日。第二天，一枚迫击炮弹在海瑟林顿身旁落下、爆炸。没能像他拍的电影在结束时打出一个“完”，这名战地摄影记者的生命才走到40岁这一帧，就戛然而止了。

高大的海瑟林顿长着一张英俊的脸，不是那种精致的英俊，而是糙砺的英俊——从眉骨到鼻梁到下巴，线条硬朗分明，如雕刻的大理石一般，一眼看去，就知道经历过生死。透过取景器，海瑟林顿在战场前线为我们拍下了大量充满人性的照片和纪录片素材，并借此获得了诸项新闻荣誉。就在遇难前不久，海瑟林顿与美国战地记者塞巴斯蒂安·荣格(Sebastian Junger)共同拍摄的反映阿富汗美军士兵的纪录片《Restrepo》获得了201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他原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回到纽约，好好和妻子享受那里的春光，缓解过去一年拍摄的劳累，但此刻，阿拉伯的春天竟显得无比醉人。继突尼斯、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后，利比亚的民众也开始走上街头要求统治了国家42年之久的卡扎菲下台并进行民主变革，但卡扎菲政权对民众抗议的镇压进而演变成了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内战，双方胶着不下。受到职业和内心的驱使，海瑟林顿未作过多停留，自费踏上了前往利比亚的报导之路。

“他是个有抱负的人。”塞巴斯蒂安·荣格事后评价自己的同事，“利比亚的情况对他来说太诱人了，那里的战事充满了戏剧性。他必须要去，因为他想亲眼看到故事如何发展。”

海瑟林顿的新闻抱负来得有些意外。出生于利物浦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蒂姆·海瑟林顿最初是在牛津大学念的英国古典文学。毕业时，他身无分文。幸运的是，刚去世的祖母在遗嘱里为他留了5000英镑，海瑟林顿带着这笔钱在随后的两年里去了印度、西藏以及中国的其它地方。同许多在旅行中找寻自我的年轻人一样，中印之行为海瑟林顿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冈仁波钦峰，喜马拉雅山，还有与喇嘛的面晤，带给了他灵性的启示。“从印度回来之后，我突然有了参悟。我意识到其实自己想做的是摄影。”海瑟林顿回忆道。于是在回国后的四年时间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夜校学习摄影。26岁那一年，海瑟林顿用攒足的学费重新回到大学专攻摄影新闻。

成为专业摄影师后，海瑟林顿的第一份工作是为英国的《大志》(Big Issue)报报导图片新闻。当时创刊不足十年的《大志》报由几个心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一手经办，报纸的经营模式简单却独特得令人乍舌：报贩必须是街头流浪的无家可归者，他们以每份报纸1英镑的价格买进，再以每份2英镑的售价卖出。这份内容完全由职业记者采编的报纸却以慈善机构的方式缓解了英国最弱势人群的就业问题。“但那个时候报社还没有成型，很多事情都是边做边摸索。”《大志》报的前主编向恩·布鲁克斯(Xan Brooks)回忆道，“当时蒂姆一进办公室，我就听到了他浑厚的声音和晃荡的相机包。他扎着运动的小辫，穿着宽松的汗衫和大裤衩。他坐下时双腿张开，一些同事发现他的裤子一直破到裆部，里面甚至不穿内裤，下巴都掉出来了。”


但是海瑟林顿很快用他生动、充满力量和现场感的照片赢得了同事的信任。他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停下来与路人交谈；他出入于无家可归者的破屋，参加他们的游行；他去码头记录工人的罢工和拳击比赛。“我们也会派他去报导名人，这让他很愤怒，但他会用幽默平息怒火。他会问，当我们眼皮底下有那么多故事可报导时，为什么还要把相机对着那些名人？”布鲁克斯道。

海瑟林顿离开《大志》报后，加入了一家位于纽约、专事战地新闻的图片社。1999年至2002年，他先后去了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塞拉利昂。在利比里亚，他把镜头对准了反叛军一方，并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片《An Uncivil War》。“他好几次在两方的交火中幸存下来，贴身拍摄让他捕捉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图片。”詹姆士·布莱贝岑(James Brabazon)是当时与海瑟林顿身处叛军阵营的仅有的两名外国记者，纪录片摄像出身的他一直将后者视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当时一个叛军的指挥官怀疑救护伤员的医生是间谍，要把他处决。蒂姆站到医生身前，面对火冒三丈的指挥官，摁住他手里的抢，请求他放人一命。结果医生得救了。”

或许是牛津大学的文学经历为他注入了古典的人文精神，或许是两年的中印之旅催生了他内心的佛性，海瑟林顿拍摄的照片和纪录片里，主角大多是那些被战争遗忘的人，或是身处战争里的人显露出的脆弱的人性一面。2007年，为他获得“荷赛”新闻摄影大奖的那张图片就是一个疲倦的美国士兵单手扶额，躺在阿富汗一个快被遗忘的战壕里。“那个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伊拉克，可事实上阿富汗的战事已经失去控制了，那里需要有人去报导。”海瑟林顿在接受美国PBS的采访时说道，“我不想树立某种断然决然的战争观，我只是想表现战争本身的质感，而这不仅仅是拍摄战争场面，因为在没有交火的时候，战争充满了无聊，这种无聊常常会被恐惧打断。”

然而在战场上面临恐惧的同时，以海瑟林顿为代表的战地摄影记者也面临着整个行业的凋敝。2009年，法国著名的Gamma图片社濒临破产，不得不寻求贷款保护。全球各大报纸、杂志大幅度削减图片类新闻的经费，人手一相机的数码时代和公民记者的涌现，让编辑们更愿意采用那些出自“业余”之手的图片，以节省开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瑟林顿却依然对这个职业保持着执着和忠诚，在他眼里，以利润为主导的新闻操作败坏着图片报导。“这个行业需要那些以相机为生的摄影人，因为他们具备专业的技能，他们拍摄的的方式和讲故事的方式有别于公民记者。”海瑟林顿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评论道，“当你看一张图片或是一部电影，你看的其实是作者花费的时间。没有捷径，只能全程跟踪，成为事件的一部分，并获取真相，而这都要靠职业记者的长时间投入。”

海瑟林顿拒绝把自己归作那一类“用黑相框把照片裱起来”的摄影师或是单纯的纪录片制作人，他喜欢借助各种艺术形式表现自己的作品，通常在现场拍摄时，他会手持相机和摄像机左右开弓。“如果要定义的话，我是一个走进世界获取影像的人，我想让尽可能多的观众看到我的作品。”而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他实践了卡帕的那句“拍得不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的名言，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Tim Hetherington, Unidentified US soldier resting in a bunker in the Korengal Valley, Afghanistan, on September 16, 2007.